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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郑和路:斯里兰卡宝石国里觅石碑  

2013-05-27 20:47:37|  分类: 莲池清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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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个悬念。

       在我从印度追到斯里兰卡之前,尽管手头有一个斯国1911年曾发现郑和当年经过此地所建之碑的线索,但此碑现在何处?踞发现已时过近百年如今还在不在?都是个谜。但我仍十分兴奋,如果它尚存,那么可能就是迄今为止史学家发现并证实的,郑和下西洋在海外留下的唯一一块石碑,也有人称为航海纪念碑。

        由于“猛虎”组织的活跃,斯里兰卡正处于全国紧急戒备状态,我从国外的电视上也得知这一信息,明知山有虎,却要向虎山行,我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离开印度的前夜,我和母亲通了国际长途电话,她非常担忧我的安全,我在电话的这头默默地听母亲焦虑地嘱付,那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的声音,即便发生什么意外,它也会伴我到生命尽头。

        就在前几天,我的妹妹刚刚生下一个男孩,这是我们家出世的头一个第三代人,当我把电话挂到妹妹的产房时,她说还等我回来给孩子取个名字。妹妹在电话那头哭了,我在印度洋这端热泪盈眶:我一定会回来的。

       9月22日,当班机降落斯里兰卡首都机场后,我就看见荷枪实弹的军人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布满四周,出口处用沙包垒起军事掩体,全副武装的士兵趴在掩体上神色严峻地架着冲锋枪,气氛很是紧张。恰恰新华社驻科伦坡分社的同志又因故未能前来接机,见随机托运的行李到达,匆匆拎起就找出租车往远在四十公里外的市内奔去,想早点和他们取得联系。

        进入科伦坡市区,主要街口都堆积着绿色的沙包掩体,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严密查访来往行人,我费尽周折找到新华社驻外分社的大院,放下行李正要舒口气,谁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那只大背囊怎么看都有些不对劲,我抓到眼前仔细打量后,猛然发现它不我的包!这一路上装着全副摄影器材的背囊几乎是我的半条命,不敢有半点闪失,除非机场认为行李超大不能随身带进机舱而必须托运,通常与我形影不离。而我走了上万里路途经多国竟也未发现与我同款式同色调的背囊,今天因为大意铸下大错!

       拉开这只沉甸甸的背囊看了看内容,里面全是层层叠叠的棉布。气候本来就炎热,内心的万分焦虑使我的衬衣和牛仔裤让汗水全部泡透!新华社的同志得知我拿错包也为我着急,赶快打电话到机场询问,对方闭口不提我的包在不在,只是让我将拿错的包退给机场。幸好送我来的斯里兰卡司机还没走,但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返回机场了。科伦坡市区内没有出租车,这位司机也是开着别人的车冒险到机场揽客。

       经过长时间的说服和交涉,他终于答应帮我再找一位司机,但要等到一个小时以后。这一个小时对心急如焚的我简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分社的斯里兰卡女佣戈玛焦急地问遗失在机场的那只包内有多少钱,我沮丧地说,里面装着我的武器,对记者来讲如同街上那些士兵手里的武器。分社的那条叫龙龙的狼狗仿佛也知道我的不幸,在我的腿间不安地乱窜,时而同情地添添我的手。司机终于来了,新华社的同志陪我一起前往机场,大路两边仍是森严壁垒,但我已没有无心恐惧,心想即使是布了地雷阵,今天也不得不趟它了。

        回到机场已近黄昏,这里除了戒备森严的军人没有一个乘客。新华社记者也被挡在入口处不能进去,我独自跟着一位肤色油黑的女警察经过层层检查进入行李托运处,调动储备的所有英语,向机场有关人员说明原委。对我最关切的包的下落,他们避而不答,而让我填了一份又一份英文表格,然后才操起电话联系白天当班的人员。墙角倒是有一堆无人认领的行李,偏偏没有我的背囊的踪影,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尽管开着空调,我浑身依然汗漉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

       作为一个执行任务的记者,我心里充满自责。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人静悄悄地推出了我的背囊,一见它熟悉的影子我扑了上去,象找回丢失多年的孩子,眼泪决堤而出。

       机场的工作人员看见摆在一块象孪生子般的两个大黑背囊,不由笑起来,我当然笑不出,一再因自己的失误给他们添的麻烦而道歉。他们告诉我,那个乘客发现自己的行李不见了,马上报告了机场,而最后剩下的我留下的这个包的托运标签又与他的不相符,便扣了下来。我也没有机会向那位乘客道歉了,但给他带来的不安和不便将让我永远内疚。

       返回科伦坡市区的路上,我的心情不言而喻,那些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我看来也十分亲切,有时我还忍不住向他们挥挥手,而他们也一改脸上的铁色向我招手致礼。搂着失而复得的伙伴,我发誓不能再发生这类近似荒唐的事情。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这一夜,我没有象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工作,而是一头栽进分社的同志为我搭好的白蚊帐,安然入睡,如同儿时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我梦见当年立的那块石碑长着轮子向我床边走过来,而郑和在后面推着它,微笑着对我说,海水涨潮了,你来迟一步就再也看不见它了。我一阵狂喜,去摸那块石碑却发现是一块礁石。

      黎明中我睁开眼晴,回想昨夜的梦境不由担心,莫非那块石碑真得已沉入海底?即使象大海捞针,我也要找到它啊。

       斯里兰卡国土面积不大,但郑和当年立的那块石碑如今在那儿,接待我的分社首席记者章亚东也不清楚,他从伊拉克分社调到这里也才三个月。我能向他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此碑在郑和当年登陆的地方加勒发现的。

       而加勒在那儿?当地人说斯里兰卡就没有一个叫加勒的地方,虽然我在国内看到的史料就这么记载的,章亚东给我打电话找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查询地名,人家也不知有这么个地方。恰巧斯里兰卡记协秘书长来分社作客,而我采访斯里兰卡的邀请函就是他给我寄出的,他分析可能是斯里兰卡南部一个叫“高尔”的港口城市,因为翻译的问题被译成了加勒。我 想也有道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印度人的发音中就被读为“高各答”。

       就在我租好车准备去高尔的时候,又传来让我振奋的消息,那块碑不仅尚存人世,而且就保存在科伦坡市的博物馆里,离我的居处不过几公里!

       我在章亚东的陪同下,当日即赶往博物馆,这是一座典型的荷兰风格建筑,碧绿的草坪上还矗立着一尊荷兰殖民者的铜像。以前我对荷兰的认识也仅限于它田野上充满异国情调的大风车,而不知道它的旋风曾经在十七世纪向老牌扩张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叫板,几乎席卷了南北半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域帝国。当然不是风车的功劳,即得益于强烈的商品意识,还得益于他们继中国之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而且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每天都有一条大船从这里下水,迫不及待地驶向了列强纷争的海洋。这时,曾领骚海洋数百年的中华帝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固守它的黄天厚土去了。

       在一位斯里兰卡馆员的毛遂自荐下,我们随同他参观了博物馆,领略了斯里兰卡悠久的东方文化,尤其是那些琳琅满目的发梳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就象古时的中国人极重视绣花鞋的精美雅致,其国古人对发梳的讲究可谓到了极致,不论是象牙木还是黑檀木的,镶金嵌银,并且不惜配以七色宝石,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当我走进瓷器馆时,一眼就看见了中国的青瓷,明朝从海上运到这里的瓷器排放在最前面。我凝视那些时隔近六个世纪依然瓷花闪亮的中国磁,揣想那一件来自于郑和的船队上。

        当然,我一直惦记着那块石碑,终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展厅,眼前排列着近百块石碑,它们大多是登陆这片岛国的欧州人留下的,大大地刻写着登陆的年月和夸张的铁锚。斯里兰卡馆员带领我们穿过碑林,指着靠着墙角的一块石碑说,这是唯一的一块中国碑,也是年代最久远的一块碑。

       我心跳加速走近它,走近“永乐七年”。

       这块石碑高约二米,碑首雕刻着两条栩栩如生的中国图腾——龙,由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组成的碑文,大部分已模糊难辨,但仍能看到汉文的起头便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日”还记载有当年赠送斯里兰卡佛教寺庙的金银玉器等丰厚礼品。从国内带来的史料告诉我,这是郑和下西洋途中奉皇帝之旨到斯里兰卡布施佛寺后而建立的一块“行香碑”。

       它即是中斯友谊源远流长的见证,也是当时的海陆两栖明朝帝国不侵弱凌小的史证。它是这片刻满征服者荣誉的碑林中,唯一一块没沾血腥气的宽厚和平的石碑。作为它的后人,我站在这里灵魂是坦荡的,尤其是面对斯里兰卡那位馆员热情友善的黑眼晴,我不必为我的祖国忏悔。

        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暴力掠夺和被征服者的呻吟中急剧演进的,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外进军的中华民族后人,我不仅站在这里,我站在那条航线的所有地方都不必因此代先祖忏悔。

        然而,我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因为拓展经济和血腥掠杀未必注定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当年奉行眭邻友好宗旨的明朝船队能够兼以经济目的,那么600年来的世界史将会是另一部即壮即美的史诗。

       起码,我不必在后继登陆者建筑的宏大城堡中去寻先祖那支先驱船队的碑石。

       所以,我仍苛求我的先祖。请原谅我。

       在博物馆我很想说几句话,但欲言又止。站在室外草坪上那座荷兰人的铜象前,我对新华社科伦坡分社的章亚东说,希望他有机会向有关部门建议,能否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好这块碑石,因为史料以碑文为重,虽然早已有人拓下完整碑文,但原碑的碑文已剥蚀严重,时间久了,继续剥蚀定会面目全非,它毕竟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航海探险事件中硕果仅存的珍贵历史文物!

      说完这些,我突然想起那天夜里的那个梦,郑和推着石碑走来对我说的话:“潮水来了,你再来迟一点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但愿它不是箴言。(范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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