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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风采在于智慧的启迪  

2011-12-25 21:16:22|  分类: 大德芳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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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方立天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有幸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邀请函,心里很激动,也很感慨。因为时间关系,原定在会前提交的文字没有完成,一直深感愧疚。想起1986年第一次和方先生相见的因缘,至今也有二十五年了,通过不同渠道所获得的方先生的智慧启迪也已经内化到我的学术生命之中。人生就时间来讲,也就是几个二十五年而已,到今年我已经消耗了两个二十五年,何况自己至今一直从事以佛教为主的工作,所以这段因缘实在是值得珍惜的。方先生在9月17日上午的大会上发表感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相信这句话会让在座的很多人感慨不已。在当天下午的第一场小组发言中,我首先追述了与方先生的因缘。现在我将这些叙述记录成文字,既表达我发自内心且一直深藏不显的感恩与惜缘之情,也当作对方先生从教五十年的祝贺、敬仰和纪念。

在我刚刚跨进西北大学校门的1980年9月,后来成为我硕士导师的高扬先生正在主持承办一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佛教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宗教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西北大学与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来了,有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黄心川、徐梵澄、严北溟、石俊、郭朋、杜继文、杨曾文、王家广、孙浮生、童玮等。那次会议也荣幸地请到了方立天先生,这是我所知道的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学术研究方面第一次和西安的零距离结缘。记得方先生当时是和石俊先生联名撰写了一篇有关魏晋时期佛学和玄学关系的文章。我导师高扬先生此后也多次给我讲起这次会议的情况,其中当然也会涉及方立天先生。方先生的学术形象从此开始出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从那时开始,方立天先生与西安的学术因缘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于1984年9月师从高扬先生学习印度佛教。不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来终于选定以产生于古代印度并流传于中国的《金刚经》作为研究对象。因为《金刚经》是一部般若经典,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佛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便开始阅读与《金刚经》有关的史料和今人的研究作品。方立天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以及《慧远及其佛学》等都是我认真看过的,尤其是前一本书,其中的好几篇文章,我都曾精读并做了笔记,由此引发的一些零星的感想均临时性记在笔记本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方先生的这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这本书中并没有专门研究《金刚经》的文章,但关于佛教理论的分析方法以及佛学研究论文的写作方法等都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其中关于魏晋时期般若学的分析,更对我研究《金刚经》的般若思想产生直接的指导。在我最初进入佛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方先生的作品开阔了我的研究思路,引导了我的研究方向,并参与塑造了我的研究风格。

1986年11月初,在我已经进入研三的时候,由我导师高扬先生等人策划和直接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由多家单位联合组成的长安佛教研究组三方在西安的止园饭店召开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我直接参与了会务工作,和西北大学的老师、陕西省宗教局、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干部与研究人员一起,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我记得很清楚,方先生那次来的比较早,在安顿住下并稍事休息之后,来到会务组,慰问和感谢我们的工作,还给我们提了几个建议。那些建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第一次见到方先生的印象却至今不能忘怀,可能以后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当时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应该说还很年轻,记忆中方先生好像是刚刚沐浴之后,一派清爽飘逸之气,举手投足中呈现出沉稳含蓄的姿态,与人交谈温文尔雅,语言表述清晰明确。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来说,方先生的不苟言笑似乎有些冷峻与威严,而方先生提出建议时所散发的善意与客气又显得格外亲切与和蔼。那次会上,我见识了很多国内一流大师的风采,其中还有机会在人民大厦陪同任继愈先生共进晚宴,席间听他和我导师等人谈论长安佛教研究的意义以及发展计划等。在大会讨论过程中,我也听到包括方先生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的发言,任继愈、黄心川、杜继文、楼宇烈、杨曾文、牟钟鉴、李斌城、高振农以及当时还比较年轻一点的潘桂明、王雷泉、洪修平、谢重光、方广锠、业露华、朱明忠等外地学者都来参会,与我一样还是学生身份的黄夏年、吕建福、何云、许德存、王志平等人也在古城西安共聚一起,可谓热闹非凡。记得方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论文,其中涉及到长安佛教的很多方面。他善于总结提炼和理论升华的风格再次得到彰显,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87年我从西北大学毕业,到陕西省宗教局从事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一直到1994年。期间与学术界接触不是太多,但也参与了部分学术活动,如1987年夏天在北京西山宾馆召开的南亚学会的年会,1988年10月在常熟召开的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的学术研讨会,1992年的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学术研讨会等。其中常熟会议又有了再次亲近方先生的机会。1994年3月之后我回归学术界,此后便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见到方立天先生,并聆听他的高见,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天台山、无锡、广州、上海、山西,当然还有西安和北京等地方的多个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方先生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成果我不敢说全都看了,但一定会密切关注,并尽可能拜读。在我的影响下,甚至我妻子也很喜欢看方先生的书,还时常在床头放着方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一些杂志上以及《新华文摘》转载的一些文章。对于方先生的作品,我们有相同的敬佩,这就是方先生那流畅而优美的语言,逻辑严密的思路,清晰而条理的阐释,完整而系统的结构,以及具有理论升华意义的结论等。很多复杂的疑问,在方先生那里总能得到酣畅淋漓的解答;很多模糊不清的理论关系,在方先生那里总能获得明晰的梳理;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在方先生那里总能得到开示。方先生的学术观点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冲击,并能给人很多智慧的启迪。可以说,我的学术成长也是在方先生学术思想的不断激发下逐渐实现的。

例如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和魏道儒教授合著一本佛教基础知识的书,期间我翻查了很多资料,也借鉴了很多已有的成果,其中方先生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我提供了最多的帮助。尽管后来书没有出版,而且贵州的那个出版社连我们的书稿都找不见了,不但半年多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更可惜的是杨曾文教授的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通过撰写这本书使我有了全面梳理佛教文化的机会,方先生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也因此因缘而全面深刻地进入我的知识结构之中,不但为我指明了佛教文化的基本体系、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地位与价值,而且影响了我对佛教文化的认识角度与价值判断标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研究和各类讲课等均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再例如,我于1990年前后,代替我的一个同学为西安大学的学生讲了六节佛教课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其中佛教理论部分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就是依照方先生的老版《佛教哲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来准备的,这种严整的框架性总结和消化之后的提炼性梳理获得了同学们的肯定和欢迎。

2003年以后,我开始负责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工作,此后又相继承担了本地文化领域的多个兼职,如西安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网总编、陕西省佛教协会顾问等。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招收世界宗教与文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主打的方向还是佛教历史与文化。从那时开始,我比较关注方先生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注意从他那里获得教学方法的滋养。2005年春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方先生莅临西北大学,为佛教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讲座。在那个春光明媚、百花竞艳的下午,方先生在西北大学文博楼一层的会议室里侃侃而谈,犹如泻瓶一般,用其思想的甘露浇灌我们的心田,他对佛教哲学的深刻洞察与独具个性的梳理,就像春天的和风丽日一样,沐浴着我们的灵性世界。作为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我感到万分的荣幸。方先生提掖晚辈、鼓励后进的慈悲情怀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象。

2008年暑假期间,方先生再次应西北大学的邀请,以《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为题,向200多名师生讲授自己的研究心得。我让研究生录了音,并整理成文字,在中国佛学网上发表。在这次讲演中,方先生从现代社会中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矛盾出发,对佛教的现代价值作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他在讲演中说,中国佛教哲学在当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又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方先生认为,佛教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为人类提供的一种解脱之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信仰体系和哲学体系,也是价值体系。佛教已延续了2500多年,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早已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信仰,这表明佛教的持久活力与恒久价值。方先生同时指出,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又需要通过怎样的现代转换工作,以建构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呢?他认为这既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实践问题。

趁着方先生这次访问西北大学的机会,我们又邀请方先生莅临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并作为雁塔论坛的第一讲,为西安地区的各界文化人士讲解《中国佛教与和谐社会》。因为我作为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分管雁塔论坛的工作,所以对此次讲座极为关切也认真聆听和记录了方先生的全部讲演,并在会后立即在中国佛学网上作了详细报道。方先生在讲座中说,佛教的特质就在于佛教是人生解脱之道,而为了达到人生解脱的目标,佛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从现代学术的观点来看,佛教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缘起论,这是对世界万物存在状态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解释,具有深刻的道理。方先生还认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佛教的理论弥补了儒、道的缺陷。儒、道是中国古代人的精神支柱,但儒教疏于对生死问题的探讨,缺少超越性,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但实际上没有长生不死的。生死问题是人生问题的延续,从哲学的角度看,佛教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深度高儒道一筹,探讨的问题比儒道更深更多。

在本次讲座中,方先生提出很多富有个性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中印佛教的关系,方先生认为,中国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与创新。创新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禅宗调整了成佛的途径,提倡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成佛;二是人间佛教,更强调现实人间。方先生对和谐社会也进行了哲学的解读。他首先借用张岱年先生的一个哲学观点,张先生把和谐作为辩证法的一个概念,认为辩证法不仅讲对立冲突,也讲和谐。他认为和谐有四意:一是相异,即有区别;二是不互相毁灭,不相互否定;三是互相维持,互相补充;四是平衡状态。从历史上看,人类尽管有冲突,但和谐是常态。方先生很欣赏张先生的这种看法。方先生认为,和谐理念可以应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在这方面,佛教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世界观(核心是缘起论)、价值观(核心是因果业报理论)、伦理观(核心是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觉觉他)、方法论(核心是中道圆融)、艺术功能等五个方面。

在讲到艺术功能时,方先生以讲堂外高高耸立的大雁塔为例进行说明。他说,大雁塔就是佛教艺术,这是不同于兵马俑的另一种艺术类型,它所代表的人文性和思想性超过了兵马俑,它所包涵的人文精神比兵马俑更深刻,也更广泛,可作为西安人文景观的第一标志。方先生认为,像大雁塔这种佛教艺术主要有四大功能:一是满足信众的信仰功能,吸引信众乃至国际上的信徒前来朝拜;二是满足一般人的审美需要,使他们对佛教产生赞赏、认同和同情,乃至对祖国河山与文化遗产的赞仰;三是对周边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起推动作用,多一个塔可能减少一个监狱;四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门票收入、佛教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服务业如旅馆以及旅游业等,均可增加就业与创收的机会。

讲座结束后,我陪同方立天先生参观了大雁塔、西安茶文化研究会,并与增勤大和尚、韩金科副主任等进行了亲切交谈。应我的请求,方先生还欣然为中国佛学网题词:“心无挂碍,心无恐怖。得大自在,得大安乐。”方先生的题词概括了佛教的最高境界,也是现实生活中佛教实践的最终目标,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对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和中国佛学网的鼓励,以及对我们工作的鞭策。

此后,和方先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聆听开示和向他请教的可能也随之增加。我珍惜每次向他请教的缘分,每次都会将他的话牢记在心。记得我曾经就观音信仰研究向他请教,他建议我要注重对观音在塑造中国伦理方面的重要影响。我还曾就佛教哲学以及其它一些问题请教过他,尽管没有长时间专门而单独请益的机会,但每次相遇请教都是因缘巧合,看似随意短暂,而我倒愿意相信这是宿世的因缘,所以每次我都很珍惜,每次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很注重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聆听方先生的讲话,其中有些讲话内容经过我的整理后来还曾在中国佛学网上刊登。以下试举几例:

2008年初,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荣幸地被聘为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协办单位,我本人有幸被聘请为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筹委会委员。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筹备过程中,我相继参与了一些活动。例如在无锡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筹备工作座谈会上,很多学者都对论坛主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楼宇烈先生建议主题为“对话包容,构建和谐”。杨曾文先生建议以后各届论坛均保留第一届论坛的主题,然后在其后再增加两句,成为四句。根据这一原则,他建议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协商对话,共谋发展”。王志远先生从其人本佛教理念出发,建议突出“以人为本,依法弘教”的口号。董平教授建议主题为“心容天下,慈利众生”。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吕建福先生建议主题为“同体共荣,和谐发展”。宋立道教授建议主题为“同体共生,文明发展”。班班多杰教授建议主题为“和而不同,悲智双运”。李向平教授认为,论坛主题应该以社会关怀为中心,第一届论坛的主题可以作为宪法性的纲领,成为以后各届论坛主题的基本原则。李四龙教授认为,主题不能太佛教化,他建议主题为“亚洲之光,平等共荣”。刘成有教授认为本届论坛的主题要与上一届论坛主题相呼应,他建议本届主题为“慈悲为怀,共创和平”。宣方教授则不主张继续延用上一届论坛的主题。我也在会上提出,本届论坛的主题既要符合佛教的基本思想,也要符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应该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相一致,同时也要注意同上一届论坛主题的呼应。根据这一原则,我建议的主题是:“心净互敬,圆融共荣”。方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主题围绕“心”来设定,既要符合佛教的基本思想,尤其是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六大思想范畴,也要关注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种矛盾冲突。方先生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主题建议,但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无疑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

再例如,2008年10月22日,方先生在上海玉佛寺“佛教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我认真聆听和记录,随后整理成文字,形成一条新闻刊登在中国佛学网上。方先生在致辞中说,判定学术会议是否成功的标志有四项:一是会议的主题是否好;二是提交会议的论文质量是否过关;三是讨论是否充分;四是会议的组织工作是否完善。他认为,根据这四条标准,玉佛寺那次召开的佛教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是成功的。他赞扬那次会议主题设定适合时代需要,又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提交会议的论文质量也都不错,有些论文质量非常优秀,而且会议的讨论安排很充分,组织工作也很到位,必然能够成为一次成功的会议。方立天先生在致辞中还谈到那次会议的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有助于挖掘佛教关于生态环保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推动生态环保的实践开展。方先生还总结了玉佛寺近年来所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的特点,认为玉佛寺的学术活动具有系列性、前沿性和现实性,这使得玉佛寺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个文化学术中心。方先生认为,玉佛寺不但应该继续坚持弘法的本职,还应该注重提高市民的人文素质,也应该注重对周边乡村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帮助,拖动它们的发展,这也是整个都市佛教的共同责任。

再例如,2009年9月14日上午,方先生在“兖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我也认真聆听并做了详细的记录,会后在中国佛学网上刊登。方先生在致辞中说,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佛骨舍利而展开,这是近年来佛教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他认为,佛骨舍利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舍利自身来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仰的意义,因为舍利是佛教信徒表达信仰和感情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一直在佛教信仰体系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是文化的意义,因为舍利不仅仅是佛教的圣物,舍利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在中国文化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科技的意义,因为舍利在安奉、供养等方面需要金属、木石等材料以及建筑、防腐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舍利在当代也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舍利的政治意义,古代舍利的崇拜往往就是国家的行为,当今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曾经在泰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供养,对促进国际交往、两岸和平等起到巨大的作用;二是经济意义,因为舍利在当今的文化资源利用与开发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三是社会意义,因为舍利作为佛陀的遗骨,不仅仅是崇拜的对象,还是佛陀智慧与慈悲的象征,而佛教智慧在净化人心、提升人文素质和推广伦理教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方立天先生的致辞言简意赅,内涵独特,对当代人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舍利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1年3月,以洪修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开题报告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我有幸与方先生一同作为咨询专家,与黄心川、杜继文、楼宇烈、魏道儒、方广锠、业露华、班班多杰、张志刚等共10位佛教学者听取了课题的汇报,并就项目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前,我已经作为五人评委之一,评审过这个重大投标项目,所以,详细地阅读了各投标单位的申请材料,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熟悉的。在本次会议上,方先生以统摄全局的思路与敏锐独到的视角,对本项目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准确而科学的评价。他从“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等关键词出发,肯定本项目在定位方面所具有的资料性、完整性、总结性(精华性)、学术性等特点,并强调,要从国家大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看待本项目,所以既要有自豪感,也要有责任感。与此同时,方先生还对南京早在六朝时代就作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的文化地位和今天南京大学在佛教研究方面的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表明了对南京大学完成本项目的高度信心。据我所知,方先生还在私下给洪修平教授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有益的建议。开题报告会后,咨询专家与来自南京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举行了“百年佛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层学术研讨会。会议分为两场,上半场主题是“百年佛学研究的回顾”,下半场是“新世纪佛学研究的展望”。我在下半场中就当前佛教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发了言。方先生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是一次有水准也有意义的一次学术交流,无论是对百年佛学的总结,还是对未来佛学研究的展望,都很重要。方先生还就“百年”的时间范围、“佛学”的内容范围以及“精华”的标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从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和佛教发展的规律方面确定“百年”的时间划分,所以同意楼先生提出的“百年”范围,即上延到金陵刻经处的成立,下延到2010年;建议将“佛学”改为“佛教”以便在内容方面容纳佛教理论之外的佛教信仰、佛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建议从是否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是否具有宗教文化意义、是否具有重大影响等三个方面来确定“精华”的标准。方先生的把握能力与洞察能力均令我敬佩不已。

今年,我在众多应聘者中通过再三审查,选聘了刚从方先生那里毕业的一个博士来西北大学工作。除了此人的个人品德与学术能力等因素之外,我对方先生的敬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他的学生的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和方先生的其他学生也有友好而密切的联系,张风雷、张文良、宣方、魏德东等人已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也得到了很多教益,我认为这都是方先生的缘,也都是他智慧启迪的另一种体现。

在方先生执教五十周年之际,我怀着感恩与敬仰的心情,追述二十五年来与方先生的诸多缘分。我珍惜这些缘分,并将这些缘分视作一种恩赐,从中体会人生的真谛和智慧的启示。我也将在这些缘分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方先生的研究成果,借鉴方先生的研究方法,吸收方先生的学术观点等途径,继续扩展和深化与方先生的学术因缘,并在这种因缘的深化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锻造自己的品性,丰富自己的人生。最后,我衷心祝愿方先生安康愉悦,自在吉祥!作者:李利安(信息来源:中国佛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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