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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与唐尧对话  

2011-11-20 17:37:28|  分类: 觉海泛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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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堂.张三山《与唐尧对话》
       唐尧:为什么我一直在坚持,应该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我认为在我们文化当中始终缺乏这点,我们太现实了,包括我们今天中国社会很多现实当中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一种所谓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产物,我们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来看,你刚才说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里面我觉得还有更深层的一个背景,如果我们整个民族缺乏这个背景,当我们成为13亿人的经济大国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更多得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也许那种所谓形而上的东西,看起来跟这个社会现实没有太多关系,今天的比如说对于文革的反思,对于五七的反思,社会的不公平等等,唯利是图,三鹿奶粉、苏丹红也好,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当我们没有完成这样一个精神高度的时候,他必然的会在现象上呈现为这种叫唯利是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们继续走一个形而上的方向,以艺术为载体。我们现在不可能实现宗教的载体,西方基督教的东西虽然刘小枫等人在中国一再鼓吹,翻印大量的著作,但是精英文化的悲剧意识,那种东西我们民族接受不了,能接受的也是最浮浅那部分。包括传统的佛教,在我们今天也完全演化成上香祈祷的交易,实际还是到世俗层面来所谓的香火鼎盛,并没有呈现出佛教本生的精神高度。
 
       所以我认为柏林寺明海他们那个(生活禅)还是一个建设性的方向,但是明海他们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面临着一个当代的转换,我们可以同时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进入现代和当代以后,实际上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结构。它可能会放弃很多圣经对原来神学的阐释,会回到用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圣经,比如用神话学的方式解释,用寓言的方式去解释等等。那么,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文化建设的途径当中,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也许我们能够发展到或者说看到有些根源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当中完成它的文本转换,抛弃一些不适应这个时代的东西,去抓住它核心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包括一个形而上的方向。
 
       宗教我觉得既然已经不是很能够承担起这个精神向上,无限向上的使命,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下。当然不排除像明海他们的禅宗也许能够往前走到一定的高度。哲学我觉得在当下中国力量也不大,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走到哲学思辨的层面里去,甚至包括从国际上看。所以我觉得艺术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在当下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载体,这个载体应该呈现为一个带有一个形而上的这个力量和高度,那么如果说我们仅仅的呈现为你刚才说的这种社会现实的核心问题的思考,这部分像你刚才说的不排除,但是不能够缺乏或者说从现在就把这种形而上的这种方向把它瓦解或者说淡化或者取消。我觉得在当下的语境里面实际上倾向于取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包括这种研讨会也好,什么也好,大家都在谈当代的问题艺术,这些问题艺术都是停留在一个简单比较上。
 
        张三山:目前是有这种艺术社会学化的倾向。如果缺少完善的社会架构或者一个趋于公义的社会体制,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建设的本身就变成一个问题,因为精神建设毕竟要依赖于一个相对宽松、民主的公共空间,这些建设性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那么个人只能象一个孤独的英雄一样前行,而这个社会并没有向你敞开,你声音再大而只是在自言自语,再有建设性的语言与文字都会被消解,所以艺术的社会学化能够直指社会的一些问题,或能与当下社会语境发生关联,至少有生效的可能。
 
        另外,中国从本质上来说还没有进入现代主义,中国普遍没有精神信仰,缺乏形而上的思考,现在是一个表面的后现代的形式,而实际上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状态,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去思考,我们要补的课太多。而且在目前的现实状态的下在按图索骥,如有些人的所言的一步一步来完成那是基本不现实的,现在毕竟不同于过去,互联网使全球化问题变成一个难以回避的真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具体的语境中来看,还有就是如何促进大环境改变的问题,如果不能一个利用目前有利的交流方式,使我们自身语境得到根本的改善,你所谓形而上建设性的东西往往就难以达成。
 
        就后现代性本身来说,福柯们反对的是把精神性和过去那种宏大的东西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多力促保证个体的精神性成为面对世界的精神主体,这样是更敞开更积极的方式,丢弃的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外壳。就福柯来说,不管是疯癫文明还是无权者话语,都是从过去主流话语中间解放与释放出隐藏在历史中的真实的话语,这样的真实话语敞开本身带有巨大的形而上学。
 
        另外就是就是形而上学的应该放弃真理化的方向,阿伦特所说的“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并因此才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雅斯贝斯说海德格尔是将思想“作品”化,在他看来哲学变成了生存的内在活动之后,哲学任务就已经完成,任何超出通常生活界限的“作品”都是值得警惕的。雅斯贝而斯说“生存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变得明澈,而理性只有通过生存才能获得内容。”在他看来,精神领域并不存在于彼岸世界,它也并非乌托邦,更不在昨天或明天来,它就在当下,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他自己的本原方式显现出来。”所以,形而上回到社会的机制之中,以普世价值为思的现实底线,为这不仅仅关乎海德格尔,更是形而上学重返大地的再生与出路。
 
        解构的根本就在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解构,没有真相就没有解构。所以我认为艺术的社会学化能推动体制或改变,或至少是一个推动的力量,这方向的成功实践从其根本上才能保证你的形而上的再建。比如蔡国强等等关于关于文革的话语,可能在美国说这个话没有什么坏的影响,而在中国说就不行,我们的历史的真相被迷雾化,我所思考的仅仅是像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体验如何进入每个个体的生存实践当中,并成为个体面对现实而存在的有力武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下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权利者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制约,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与权力结盟而再次被异化,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而为权力服务,所以鼓励不同的声音带来某种撞击,去消解权力者的话语,在当下是否是更有建设性?
   
        唐尧: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样根据每个人个体生存体验,会有不同的选择,觉得更有利和更有效的方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担心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这种精神形而上的东西。首先我觉得在今天中国社会,还是感觉到很多所谓的话语权独裁的压制,但是我觉得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当然你要往政治方向走肯定产生很多冲突,比如***。你要往形而上这方向走就没有人管你了,而且我们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独行走的状态,通过努力也许能够影响一些人,所以我倒觉得你刚才说由于体制会限制你某种思想的这种交流沟通和传播,我觉得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说,至少我没有觉得很大的障碍。这是其一。
 
       其二,你说的这种东西会不会和权力产生新的结合,我觉得至少目前看起来没有危险的存在。历史上看,曾经有宗教和政权之间,基督教是最明显的,佛教这边来说很弱,几乎没有哪个政权由于,也有过,但是基本上很少。和政治的结合,倒是像伦理学这些东西可能更容易或儒家的东西更容易跟政治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去探讨一个形而上方向的时候,这种被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不大。
 
        你刚才说实际上西方的后现代思想家,我觉得应该说他们随着海格尔的高度去延续,并不是去攻击海格尔的存在论,但是海格尔的存在论似乎是一个纯粹形式的东西。
 
        就是说从这个存在论的高度向下冲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途径,但是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实际上这个形而上的高度并没有受到攻击,不是要攻击高度本身,而是说后面应该有一个延续,就像从八牛图到人牛两忘再到入廓垂首,形而上的高度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东西。斯特劳斯是走到国家政治来,儒家可能是另一个方向。朱熹我觉得是最典型的,他早期是崇尚佛老,那么从崇尚佛老到他的宋明理学,重新回到一个大儒的状态。跟这个斯特劳斯、阿伦特等对海德格尔的补充,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平行的,就是说他要回到一个所谓的时代的一个现实性中来,这个东西不是被割裂的,它本生就是一个,保持你说的阿伦特与亚斯贝斯一样,是将那个回到那个永恒的需要体验性的东西下放了,包括萨特。
 
       但是在中国呢,近三十年来的思想史是反着在走,我们八十年代从启蒙开始,我们八十年代接触萨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海德格尔,我们先是从一个启蒙的个体的主体性复苏开始,从这个角度入手。包括我当时选择的退学,都是受萨特的个体的主体性的这种思想的影响,然后才沿着个体的主体性走上去,到了九十年代我觉得才走向海德格尔,然后在海德格尔找到一个和中国的庄禅相遇的形而上的制高点,然后从制高点上返回来,如果我返回来的话我觉得是既不选择斯劳斯这种国家政治,也不会走萨特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我返回来就是做“物界”系列展览的意图,应该是一个声香活逸的大我的存在,和这个存在本身的澄明始终相伴,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去体验个体的诗意的生命状态。比如说你呢可能我觉得是比较接近斯特劳斯的那个方向,可能回过头来,比较关注社会机制或者社会政治。
    
       张三山:可能是中国目前社会机制下我干这事,可能我在美国可能就不会干这事了,在美国我可能当隐士了。
   
       唐尧:对。我们有一个启蒙没有完成的任务。
 
       张三山:就是作为艺术家终极使命来说,就是对保持对主流的挑战,而寻找未来更新的出路,我把这种东西叫意义的河流,我们不断要寻找一些在自我语境中稀缺的东西。你在美国,我会觉得你的思想探索非常有意思,站在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的死亡、波德里亚的唯有死亡才能拯救的角度,退守回来,回到人与自然的亲切状态中去,或许就很有建设性,而在中国可能刚刚相反。
 
      唐尧:所以中国当代语境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多头并进的状态,就是说一方面需要有人寻找国际语境,在国际背景下去建设一个我们所谓的东方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的新价值体现,一部分人可能在中国现实语境之下,去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说几个阶段同时都没有完成,启蒙理性没有完成,普遍来讲我们还没有正经进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民主意识启蒙意识。启蒙意识过后,理性继续上升,走到形而上的中心这个也没有完成,然后是现代主义阶段,对于从那个高度下来以后的重建,我觉得目前就更是一个伪的状态。
 
       这几块都没有走完,所以几个阶段都应该有人接着走,在结构层面上都应该有人去完成,这样可能会更好,如果说一股脑倾向一个,比如我们现在拼命强调启蒙理性,别人已经走过去反思回来,我们还在强调个体意识怎么样,太针对中国当下的体制政治,你说这块就不要了,我们现在来谈集体主义,谈大我,谈共同体,似乎我们这块没有完成,又处在大一统的语境之下,就像你对张艺谋英雄的反感一样,现在谈那个似乎有点为我们这个体制唱赞歌。
 
       张三山:我赞同你说的齐头并举的状态,希望每个人能在不同路径中挺进。
 
                              
                              整理2009年元旦在苹果社区的聊天片段,文字记录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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