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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池涌珠映宝塔,弘法东林传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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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济群法师  

2007-03-14 02:56: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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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群法师:并非名僧的高僧

  见到济群法师,他正坐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内盘腿打坐,墙壁上的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一袭灰衣,面带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娴熟。
   法师现在的功课和生活分处苏州和厦门两地。在苏州西园寺时,以教学、弘法为主,并处理佛学研究所的一些事务,接待高校、信众、专家的来访也要占据一些时间。剩下的时间,就用于禅修。在厦门南普陀寺,他有一间单独的禅房在半山上,在那里可以静心修学,并修订一些佛学文稿。另外,会有一些外出演讲的任务。

何谓“高僧”

  济群17岁剃度出家,这在佛教中称为“童真入道”,而他与佛教结缘,却在更早之前。他说: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
   出生闽东的济群,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双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济群幼年的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一年秋天,母亲发心到福建东部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当时14岁的济群也跟着同去。

  人物周刊:童真未开时便身入佛门,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将终生寂寥山门,会不会动摇幼年的直觉选择,曾有过困惑迷惘的时期吗?
   济群法师: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说,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但这也是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养成,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个人来说,机缘一直比较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好的环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欢、非常适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来,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当然,如果还有世俗需求,便很难享受这份清福。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虽然也喜欢这种清凉之境,但呆上几天后,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获取自己向往的一切。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但随着修学深入,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尤其是因弘法而对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相比之下,我觉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现代、当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济群法师: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大胸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体地说,您认为一个出家人、特别是寺庙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业应该是什么?他/她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担当)怎样的角色? 
   济群法师: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念,其次是以佛法观念重新认识人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与烦恼,从而完成生命的觉醒和解脱。作为出家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这中间如何平衡?
   济群法师: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大环境如此。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没有跟旅游部门“主动挂钩”(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刹古寺差得远。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教文化,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弘法净化社会。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

  《人物周刊》:对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为发展旅游推动地方经济有功,政府奖励名牌汽车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争议,您如何看?
   济群法师: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目前,确实存在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但是清净跟发展之间,有时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以西园寺为例,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还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建设发展,就需要资金来源。西园寺最近新盖了“三宝楼”,未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钱从哪里来,就一定有困难。又想保持清净,又要保持发展,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
   但无论如何,如果放弃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违背佛教教义)的。

  寺院,佛教也称为“道场”,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净化世间,普度众生。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众生净化心灵,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可以牵头组织善行义举,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古代的饥荒之年,寺院会出面散粥,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等。目前,台湾教界在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佛教界对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
   济群法师:善款首先要来源正当,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若施主说明款项用途,不可随意更改。至于具体管理,佛教中最权威的规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别强调的因果法则,也是培养自觉性有效途径。丛林中,老和尚经常会教导大众珍惜施主供养,所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真正体认到这一点,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管理隐患。当然,仅仅依靠自觉还不够,还需要相应制度进行制约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灵的智慧

  “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问题。”他在厦门南普陀寺清修的禅房,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兰若处,远离喧嚣,每天爬山很方便。
   济群法师在我身前时走时停,为我指点,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与我大相径庭。他提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上身也不会因出脚而起伏或改变左右重心,仿佛在平移,只有大褂的后裾随之均匀地飘忽拂动,状极优雅。
   济群法师称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学之外,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济群等法师萌生了向大学学子传授佛教文化的念头,他们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人物周刊:人们对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众多,您修学近三十年,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佛教,什么是佛教?
   济群法师: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周刊:佛教中,“受”与“施”的界限如何设定?即佛教界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又应该为社会贡献什么?
   济群法师: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个人生活不必拥有更多。依菩萨戒,则应广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如果是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
   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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